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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凸显农民工的梦想与挣扎
躁狂症,焦虑症,强迫症,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中国中医精神病网   2010-05-30 21:51:44 作者:tiancai 来源: 文字大小:[][][]

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凸显农民工的梦想与挣扎

富士康“十连跳”魔咒令人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与挣扎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路琰 李妤航

  2010年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男性员工跳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发生的“第十跳”。

  富士康频繁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震动了社会各界。两天前,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专程来到富士康,就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也已进入富士康。

  富士康科技集团由台商郭台铭一手创办,是全球著名的代工工厂。靠着60余万员工创造的价值,其在2009年位居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

  10名工人,放在60余万员工这个分母上,有专家得出结论:这是精神卫生专业领域的正常值。但这些年轻生命以如此密集的方式选择离去,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简单的除法做解释。

  这60余万员工中,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多是16至26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受过中等教育,有些读过大学。他们满怀梦想来到这里,又接二连三地从高楼跳下。现实撞碎了他们的梦想,又撞碎了他们的身体。这是怎样的现实?他们究竟被什么击垮?

  请专家做工一小时

  处在舆论压力的中央,富士康高层一边发文限制任何形式的超时加班,一边请专家会诊集团员工的心理问题。

  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向到访媒体解释,2009年7月的一起员工跳楼事件后,公司就已对员工心理健康给予了高度重视,招聘了一批心理咨询师,设立了能为员工提供心理辅导的工作室,甚至开设了一个宣泄室,里面的橡皮人被套上公司管理层的照片,供员工任意击打以发泄情绪。

  受邀到富士康进行调研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教授,回到北京后,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2010年5月7日晚,她抵达富士康时,离第八位自杀员工的死还不到48小时。樊富珉说,早在2006年6月,富士康就启动了“心灵之约”服务项目,包括设立情感倾诉网站、开通心理热线等,但对于一个拥有数十万员工的企业而言,这个项目“到底有多少员工知道,又能让多少员工享受到帮助和服务”,樊富珉打了个问号。

  有媒体报道,今年 4月,在接连3起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曾宣布,一旦发现周围同事出现情绪异常,应立即通知心理医师或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将奖励发现者200元。此后一个月中,有20多名情绪异常者接受了治疗,有的被送入精神病院,有的则由家属陪护着回了家乡。一位心理专家得出结论:“大家工作压力都大,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自杀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个人的心理问题。”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反对将“十连跳”的主因简单归结为心理疾病。“哪位专家说了这样的话,我建议他到富士康来,和工人一起工作一天。”刘开明说,“就一天,不用多。挑个轻松的活儿,比如在流水线上往机器里插针,每秒钟插两个,插12个小时,然后再请这些专家开口讲话。”刘开明做了十几年劳工研究,一次,他和一位丝绸企业的老板共进午餐,饭后,他邀请老板一起去流水线上缫(音sāo)丝,“我们就在那儿摇了几个小时机器,老板下来后就说,头已经晕了。”

  在富士康,临时工每月底薪900元,扣去社保等费用后拿到手800多元。而公司规定,工作日加班,每小时薪酬是正常工作时的1.5倍,节假日加班则是2倍。富士康实行员工12小时“两班倒”,这其中包括8小时正常工作、2小时加班及午餐、晚餐时间各1小时。曾在富士康卧底28天调查的某媒体记者介绍,因为不加班没法赚到钱,这里的工人都愿意加班,可就连加班这样的机会,也是要跟上司拉关系才能争取到的。

  “改善人文环境会对员工心理起到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心理卫生认知度。”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黄悦勤说,“一个人发烧到39度,周围人都知道他该看病了,可有多少人知道,一个身处高压环境的人,出现什么状况就该看心理医生了呢?”

  焦躁日渐积累

  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后,富士康请来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到园区为死者祈福。“没用的,富士康管理层直接和工人接触得太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刘开明评价得很直接。依他的调查经验,“十连跳”不过是打工群体自杀事件的一次集中爆发,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富士康是台资企业(后简称台企)的代表,规模庞大,流水线作业,军事化管理。刘开明用“蚊子都飞不进去”来形容富士康的管理严格。“大部分台企的管理模式都是从日本学来的,等级极为森严,员工只能向直接上级报告工作情况,严禁有任何越级行为。富士康中层以上的干部,大多都来自台湾,高层则全是台湾人,大陆员工把这些人统称为‘台干’”。在刘开明的调查中,“台干”是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他们只和大陆员工中的主管层打交道,几乎不怎么和工人接触。

  “富士康的工人基本都是‘90后’,大点儿的也不过1986年以后出生,在家里都是宝贝,从学校出来后直接就进了工厂。他们很难适应公司,公司也不会给他们时间适应,只想尽快让他们创造价值。富士康是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企业,工人在接受简单培训后就能上岗,在流水线上跟着机器的节奏干活,变成工具的一部分。谁要是跟不上节奏,就会影响整条生产线,被前后的人埋怨。一天下来,头昏脑胀。”刘开明告诉记者,多数台企都有着一样的工作、管理模式,富士康是其中的典范。员工们每天清晨6点半或7点起床,一起吃饭、早操、唱歌,再按级别的不同穿着不同的衣服进入作业区,他们还经常在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醒,然后像军队紧急集合一样,在几分钟内整装完毕赶往厂区会议室开会。

  这样单调的高压生活,日复一日,疲倦无法缓解,焦躁却日渐积累。“这样的环境,心理有问题的人自然无法承受,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人,长期身处其中,一旦身心疲惫焦虑,又遇到刺激,会做出什么事,谁能预料呢?”

  刘开明说的刺激之一,是情感挫折。5月11日跳楼的女工祝晨明,就是因男友移情别恋而情绪失控。挣扎几日后,她还是在母亲的眼皮底下自杀了。“富士康里大部分是女工,有些男工会同时跟几个女孩谈恋爱。”刘开明告诉记者,他曾知道一个班组长就有太太、有情人。“类似的现象,在女工多的厂子都有。没办法,环境封闭,压力大,人总需要找一个情感安慰。”

  再者,就是员工间的关系。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每个员工的操作工序都要精确到秒,互相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同一车间,甚至同一宿舍的员工可能互相都叫不出名字。4月下旬,富士康的工会专门在心理辅导讲座时设立了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可绝大多数人就是答不上来。如今,为了改进员工关系,富士康修改了规定,不再随机分配员工宿舍,而是尽可能地让同乡、同生产线的员工住在一起,或自愿组合。

  还有大陆员工和台干之间的对立。富士康的合作者吴涛(化名)告诉记者,在富士康,台干和大陆员工的待遇差异极大,台干出入厂区有专属的门,大陆员工只能从另一个门出入。 “为防止夹带产品,大陆员工出厂时须经过安检人员搜查,即使进厂,也不能带电子设备,因为要防偷录偷拍。台干歧视大陆员工,大陆员工也看不上台干,长期下来,彼此间对立严重,”吴涛开玩笑似地形容,“台企里有两个阶级,阶级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2009年7月,负责保管并给苹果公司邮寄16部苹果手机的员工孙丹勇,因丢失一部样机接受调查。其间,他不堪压力,跳楼自尽。在媒体披露的细节中,令孙丹勇“不堪”的压力包括了上司的非法拘禁和“动手”。

  希望在哪里

  虽然不认同心理学家们对富士康自杀事件的分析,刘开明却和他们得出共同的结论:富士康有责任,但不是最大的责任者。“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樊富珉也说,希望媒体能将眼光从事件本身拉出来,投射到打工者这一庞大的群体身上。“过度关注只会给企业和员工带来更大的精神和情绪压力。”毕竟,“十连跳”不是简单的员工心理问题,也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为例,深圳总人口1000多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务工者。大量的农民工潮水一样涌入这座城市,所寻求的不过是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也是富士康跳楼事件不断,却仍招工火热的原因。

  刘开明说,如今,涌入城市的主力打工族已和父辈有太多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很多人没读过书,对生活的预期不高,赚到钱寄回家就很知足。那时,深圳沿海一带打工者的月收入在200至600元,比大学教职员工的工资还高。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GDP一直维持年均9%的高位增长,“大多数国家,一旦GDP持续20年增长超过6%,国民收入都会大幅增加。但在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总量的比重,却在22年间持续下降。民众创造了城市的财富,却没有享受到这些财富。”谈起这些,刘开明不无忧虑。

  比起父辈,新生代打工者大多在城市长大,受过一定教育,有些还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习惯了都市的繁华,也自觉地追逐成功,如挣钱、买大房子、开好车。可他们每天在机器边工作10多个小时,每月拿千余元工资,除去基本开销,所剩无几。即使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手中的钞票也不会厚多少。都市的梦想如海市蜃楼,在眼前真实可见却难以触及,又化作重荷,沉沉地压在他们的肩上、心头。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这封联名信中写道,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富士康发生的悲剧,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遗憾的是,学者们话音未落,“第十跳”又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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