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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收治乱局危及每个人
躁狂症,焦虑症,强迫症,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中国中医精神病网   2010-10-26 20:40:04 作者:熊丽 来源:新周报周末版 文字大小:[][][]
 精神病收治乱局危及每个人

  本报记者 熊丽

  《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

  10月10日,第1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在这一天发布一份4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揭示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现存缺陷,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报告执笔人黄雪涛对《新周报·周末版》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传达“落实诉权”的呼声,当事人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利滥用之苦,精神病收治制度更加完善。

  报告援引多方数据指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精神病发病率已占我国所有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未来20年将增至25%,远远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10%。

  与国内精神病人庞大的人数、高发病率相对的,是被概括为“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精神病收治乱象。

  送医还是绑架?

  因“邹宜均案”,深圳律师黄雪涛第一次接触到精神病医疗行业。她震惊于精神病收治的制度漏洞,同时也被精神病医生的思维模式“吓得目瞪口呆”。

  2006年10月21日,邹宜均在深圳被哥哥和母亲找的人绑架至广州的白云心理医院。途中挣扎、呼救都无效,她立即拨通律师黄雪涛(此前曾代理她的离婚诉讼)的电话求救,没说几句,电话就被抢走了。随后被强用药物,昏迷了3天。

  当年27岁的邹宜均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只是在人际关系上、经济上、生活方式上和家里人有一些纠纷和冲突,“她想用离婚赔偿金办一个佛教文化网站,但家人不理解。”黄雪涛接受采访时说。

  她和家属各执一词,邹认为家人是为了占有她一笔20多万元的离婚赔偿金,家人则认为是邹宜均患病了。

  “我听医院讲得最多的是,谁送进来他们就对谁负责,因为跟家属签了合同的。”医院的逻辑让黄雪涛很难找到邹宜均,她数次报警无效后投诉、上访,都无果而终。甚至,她起诉邹宜均,说委托人数月不露面,没有交代理费。目的是要利用传票送达组的强制手段,寻找到邹宜均。但这依然无效……

  2008年,黄雪涛和一些律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社会公益人士、媒体人以及滥用精神病医学的受害人,发起了志愿公益工作组“精神病与社会观察”。

  工作组用3年时间收集并筛选数以百计的案例,阅读并翻译国外文献,参加各种相关的研讨会,赴美国和欧洲进行学习和考察。在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

  该报告揭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以及资源配置错位对公众的威胁,指出了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建立有效异议机制等建议。

  黄雪涛告诉记者,此报告还寄送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期为正在进行中的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10月11日下午,黄雪涛收到了短信通知: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已经签收了该报告。

  谁能证明她有病?

  黄雪涛研究认为,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出院时却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

  这是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面临的一个万劫不复的“制度性怪圈”,朱金红就是一个典型注脚。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8日,朱金红被母亲唐美兰带人绑到江苏省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然而,除了个人讲述,唐美兰几乎没有其他论据可以证明女儿有病。据媒体记者掌握的线索,第四人民医院并未出示过任何可以证明朱金红有病的有力证据。在一份入院诊断书上,一些诸如影像学、实验室检测、心理量表测评之类的硬性数据全部缺失,唯一的依据就是唐美兰提供的“4年精神病史”。

  9月12日,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张兵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朱金红不能出院最大的障碍就是,其母亲唐美兰不愿接女儿出院。这样的“死结”,都源于一个“行规”——只有监护人可以将精神病患者接出院,如果监护人不同意,其他人连探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都没有。

  被送入医院的朱金红心急如焚,她在医院中找机会向朋友、同学求救,她在医院的求救信引起社会关注,某媒体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热心人士呼吁医院放人,有关部门就如何放人问题多次召开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

  9月14日,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医院向唐美兰发出律师函,要求她“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和义务,尽快来为朱金红办理出院手续”。唐美兰拒收律师函。

  正当大家都对朱金红短时间内出院不抱希望时,唐美兰突然同意接朱出院。14日下午,朱金红出院。此后,朱金红被软禁在家中,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都被唐美兰控制,一直到后来被网友救出。

  报告指出八大制度性缺陷

  报告认为,我国精神病收治的混乱局面分为两个方面,“该收治的不收治”与“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报告指出,我国尚未将对精神障碍的救治当做政府责任,绝大多数的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系统来支持。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中20%的精神疾病。

  而大量不该收治被收治的“精神病人”,更凸显了法律制度的问题。报告发现,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报告认为,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现状,原因在于制度上存在八大缺陷: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司法救济失灵;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对于造成制度缺陷的原因,报告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现实特点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立法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

  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

  报告同时指出了造成精神病收治制度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

  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做“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

  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做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

  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报告认为,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权,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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